电力监理资质的取消，曾被一些人误读为“监管的退场”。事实上，这恰恰是监管思路从“重准入审批”向“重过程行为与结果”深刻转变的标志。监管的“牙齿”并未消失，而是变得更加精准、动态和有力。那么，在新的监管范式下，电力建设的安全与质量究竟如何保障？我认为，核心在于构建一个“企业主体责任为根本、信用体系为基础、过程风险为靶向、多方协同为支撑”的现代化监管新格局。
一、 主体责任压实：从“资质依赖”到“能力内化”
资质取消，首先剥去的是企业对外部“准入标签”的依赖，倒逼其必须将安全质量管理能力内化为核心竞争力。这要求企业必须建立并有效运行一套高于行业通用标准的内控体系。
标准与参数的具体化：例如，在施工安全方面，不能仅仅满足于“设置安全防护”的笼统要求。对于高空作业，应具体参照《电力建设安全工作规程》（DL 5009）系列标准，明确安全网承载力、临边防护栏杆高度与间距、作业人员安全带挂钩点承载力等具体参数。在质量控制上，对于GIS设备安装，需严格遵循制造商技术规范，控制SF6气体微水含量、密封圈压紧力矩、回路电阻值等关键参数，这些参数的实测记录将成为过程监管的重要依据。
数据化与痕迹化管理：企业需要利用信息化手段，对风险作业（如起重吊装、深基坑开挖）实现“作业前风险评估量化、作业中关键参数实时监测、作业后数据归档分析”的全流程闭环。这不仅是企业内部管理的需要，也为外部监管提供了可追溯、可验证的数据基础。
二、 信用监管崛起：让“一处失信，处处受限”成为现实
取代静态资质审批的，是基于全生命周期行为的动态信用评价体系。这将成为市场选择与监管的核心抓手。
国家层面已明确将加强信用体系建设作为规范市场秩序的关键。相关部门通过全国建筑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等渠道，归集企业的行政处罚、质量安全事故、合同履约、农民工工资支付等信用信息。这意味着，一家企业过去是否发生过安全事故、是否在工程中存在偷工减料行为，都将以信用分数的形式公开透明地呈现。监管部门可以据此实施分级分类监管：对信用良好的企业减少检查频次，实施“无事不扰”；对信用不良或存在严重失信行为的企业，则列为重点监管对象，加大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抽查比例和深度，甚至依法实施市场禁入。这种机制使得监管资源得以优化配置，监管效能大幅提升。
三、 过程风险靶向：监管的“探头”直达现场关键点
当前的电力安全监管已不再是“大水漫灌”式的全面检查，而是聚焦于重大风险源和关键施工节点的“精准滴灌”。
从实践来看，有效的监管策略包括：
1.建立重大工程风险跟踪机制：监管机构会梳理形成不同类型工程的高风险施工节点清单（如大型设备吊装、高边坡开挖、系统调试等），并建立重大工程项目信息报送机制，对项目进展及风险管控情况进行动态跟踪。
2.开展“四不两直”督导检查：不发通知、不打招呼、不听汇报、不用陪同接待，直奔基层、直插现场。这种方式能最真实地反映企业的日常管理水平。例如，针对新能源项目可能存在的“抢装潮”风险，监管机构会进行点对点督导提醒和突击检查，并对发现的共性问题进行通报，靶向防范风险。
3.实施“周报季会月管控”：要求电力企业定期报送安全风险隐患，监管方协同地方管理部门对企业的风险预控措施进行跟踪督办。江苏能源监管办在2024年的专项监管中，通过这一机制累计防范化解了627项安全风险。这体现了监管从事后惩罚向事前预防、事中控制的重心转移。
四、 协同共治发力：构建全方位、网格化监管网络
电力工程监管不能仅靠国家能源局派出机构“单打独斗”，必须构建央地协同、部门联动、社会参与的共治体系。
强化央地协同：国家能源局区域监管局与省级电力管理部门联合印发监管通知，构建统一部署、协调联动的机制，并开展联合检查，充分发挥地方管理部门的属地就近监管优势。例如，针对“小散远”新能源项目安全管理薄弱的问题，属地管理部门的日常巡查作用至关重要。
深化“总部抓、抓总部”：监管压力不仅传导至项目现场，更直接作用于企业总部。通过召开施工安全警示培训会、企业管理经验分享会等方式，推动企业总部切实履行对下属项目的管理责任。监管约谈和行政处罚也直接面向企业法人，2024年江苏能监办就对多家企业实施了监管约谈并开出罚单，罚没金额达154.5万元，有力倒逼了企业主体责任的落实。
引入第三方技术力量：在专项检查中，广泛抽调电力安全技术专家库的专家参与，为现场督查提供强有力的技术支撑，帮助企业在排查整治隐患的也提升了自身的技术管理水平。
电力监理资质的取消，绝非监管的弱化，而是一场深刻的监管革命。它将监管逻辑从“看证”转向了“看行为、看结果、看信用”。未来的有效监管，是建立在企业扎实的内功、透明的信用记录、对过程风险的精准把控以及全社会协同共治的基础之上。对于电力建设行业的所有参与者而言，适应并主动拥抱这种“后资质时代”的新规则，才是保障工程安全质量、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出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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